“寻域外来风”实践团实践心得

“叮当，叮当，叮当……”从远处传来的铃铛声逐步清晰，循声望去，从大风卷起的漫天黄沙中，隐约见得一群骆驼排成一条蜿蜒的曲线悠悠踏歩。这样的队伍一次次来，又一次次回，在沙漠中并不少见。行走在骆驼身边的人所使用的语言来自各个国家，骆驼身上背负的商品也汇集着各国的奇珍异宝。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走在这条被称作“丝绸之路”的道路上，也使得在这条道路上，不仅只有各国商品的交换，更有着语言乃至文化的交流传播。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打通丝绸之路起，到现在发展成的“一带一路”建设，这条代表交流合作、标志睦邻友好的道路就再也没有断绝。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丝绸之路已经不单只是一条商品贸易的道路了，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走廊。中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至丝路上的各个国家远至欧洲。而各国的物质精神文明也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新的结晶并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而作为古丝绸之路路线上黄金地段的甘肃，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关键之处。

为了证明甘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证明甘肃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同时，使实践成员通过本次实践更加深刻地理解研究域外文物这一选题的现实意义——汲取古丝绸之路的经验，为现代的新丝绸之路，也就是一带一路的发展提供过去宝贵的经验与教训。一支由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组织、由李家莉老师指导的“寻域外来风——甘肃省域外文物调查”实践团正式集结。实践团将通过具体实践与理论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去甘肃省各大城市的博物馆寻找域外文物，搜集并整合其资料，对甘肃省各城市博物馆所收集到的域外文物进行研究来证明甘肃丝绸之路黄金走廊的地位、中外文化交流融合黄金地段的地位。

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寻域外来风实践团本着注重对出土文物的数量、种类和来源进行调查和分析的原则，在规定的时间内依次去到了兰州：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博物馆、兰州市钱币博物馆；武威：武威雷台汉墓、武威市博物馆、武威西夏博物馆、武威文庙；灵台：灵台博物馆；张掖：张掖博物馆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与探索。最后，实践团将在原有的域外文物资料基础上，结合在这些博物馆中发现的新的域外文物以及相关资料进行探讨与研究。

下面我将从我们发现的域外文物中选出几件来进行介绍，以期进一步证明在甘肃这片土地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之繁盛。

第一件，是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来自公元4—6世纪古罗马时期的文物——东罗马神人纹鎏金银盘。

这件文物出土于现今的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北滩。银盘直径31厘米，原是鎏金，现大部分已脱落。盘内满饰浮雕花纹，分三圈置列。外圈饰相互钩联的葡萄卷草纹，其间栖有小鸟等小动物。中间一圈浮雕希腊奥林匹司十二神的头像，每个头像左侧各有一只动物。盘中央为高浮雕的倚豹、手持权杖的酒神，是银盘的主题花纹。并且，在圈足内底部有点状铭刻文字一行，是在中国丝绸之路上发现的重要罗马文物。

第二件：佉卢文木简。

佉卢文木简出土于新疆尼雅遗址——为两汉魏晋时期精绝国（西域36国之一）遗址，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木简上用佉卢文（佉卢文为新疆丝绸之路南路的西域鄯善、于阗诸国使用的一种古文字。）记载着一份法律判决书，判决了一些女奴归属州长们役使，并可抵押、出售和馈赠他人。木简上所写的佉卢文本是古印度的一种文字，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期间，流行于印度西北部，并于公元前1世纪成为贵霜王朝的官方语言之一。由于古代经济文化的交流，当时佉卢文在新疆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使用。

以上的两件文物来自于域外，或出土于当时被视作域外的地区，现在或出土于甘肃，或出土于以甘肃为必经之路的丝绸之路上，都说明着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甘肃的文化交流。

除以上的来自域外的、能够直接证明中外文化交流的文物以外，还有一些文物。这些文物不是单纯来自域外的，通常是在某一些方面表现出域外色彩，或是技艺上、风格上、文化上，但其身上所体现的交融着的、矛盾又融洽的东西文化，亦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证明。

接下来，我希望通过介绍一组权杖头来加深大家对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认识。

第一件，彩陶权杖头。

第二件，四羊首青铜权杖头

权杖，是一种棍形物，在西方古代文明中较为常见。它最早在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出现，主要集中出现于埃及、近东、爱琴海、黑海以及里海周边地区。一般认为其早期的功能可能是工具或兵器，具有实际的击打功能，既可用于狩猎劳作，也可用作兵器或防身的武器，后来逐渐衍生为一种特殊的礼仪性仪仗用具，并被附加以神圣的属性，成为王权、身份与等级地位的象征。

李水城先生在《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中通过对我国西北、中原、西南和北方长城地带考古遗存的梳理，发现了不少与西方权杖头有所关联的文物，并且还观察总结出了一个规律，即：“中国境内发现权杖(头)的地区主要有三个：一是西北地区，由此延及中原内地；一是北方长城沿线；一是西南地区的云南。从出土数量看，以西北地区和北方长城沿线最多，云南所见不多。从出土时间看，也是西北地区和北方长城沿线早，云南晚。”这个研究结果为西方的权杖文化从我国西北地区与北方长城沿线传至内陆提供了一个旁证。

对于传入的西方的权杖文化，中华民族并没有全盘复制，而是在其基础上融合了中国独特的本土文化，使其焕然一新，散发出不同于原本文化亦不同于新融入文化的独特魅力。

古代甘肃盛产彩陶。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到青铜时代晚期，甘肃彩陶从新石器时代中的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一直贯彻至青铜时代的齐家文化、四坝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历经5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可谓源远流长，从甘肃出土的彩陶文物亦是数不胜数。这件彩陶权杖头可以说是甘肃最早的权杖头，赭红色的半圆球体绘有玄色变体鸟纹，经专家考证是母系氏族头领的杖头，带有明显的本地文化的特色。

来自四坝文化的四羊首青铜权杖头在展示东西方文化交融方面也丝毫不逊色于彩陶权杖头，在造型风格和铸造技术上都显示出了与中亚和西亚的某些联系。而其以羊首作为权杖的饰物，这很可能与以畜牧业为主体经济的四坝文化中羊所占据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有关。

此外，要证明甘肃在丝绸之路经济交化文流的重要地位，最直接最显著的证据就是来自各国的货币了。这些货币直接代表着甘肃在丝绸之路上的经济地位，能够证明在甘肃这片土地上进行的与域外的经济贸易。而众所周知，我们的丝绸之路正是在其商品经济贸易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发并推动了中国与丝路上各国、甚至更远的国家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在实践成员的努力奔波下，我们在甘肃省各城市博物馆中找到了丝绸之路上外国货币的身影。

其中有灵台县博物馆中的安息铅币（见下图）。

注释：据已故考古学家夏朝先生考证，波斯(公元前248～公元227年)，史称安息国，地处中亚东西往来的大道上，当时与中国发生交通和商贸关系。《史记·大宛列传》对安息国有记载。史载：安息是古代波斯的帕提亚王国，第一个君主阿萨息斯建立王朝(公元前248～公元225年)。我国史书往往以王朝为国名，所以波斯被译为安息国。其货币被称为安息铅币。

安息铅币在甘肃灵台的出现，正标志着安息国这一时期已与中国有商贸关系。

有张掖市博物馆中的波斯毕路斯银币（见下图）。

有武威市博物馆的西域金币（见下图）。

也有兰州市钱币博物馆内的诸多丝路世界货币。如高昌吉利、突骑施钱、拜占庭金币等等，还有与安息铅币有所关联的波斯萨珊王朝钱币。（下图为波斯萨珊王朝钱币）

萨珊王朝是在阿达希尔一世推翻安息王朝以后建立的，同属于古代波斯。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安息王朝与波斯萨珊王朝是前后不同的两个王朝，其货币也大有区别，前者币上是希腊文和钵罗婆文，后者废希腊文专用本国文字。

甘肃各大博物馆中馆藏着的诸多的外国货币，不仅仅只是一件件文物的展示，更是古代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各个国家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繁荣的特殊体现。

“骆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悠悠千年已过，丝绸古道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却从未断绝。在两千多年的岁月中，在黄沙漫天的道路中，琳琅精致的商品、各色各样的人物，还有润物无声的文化就这样流向丝路上的各国，有时又以全新的姿态，熠熠生辉的光芒重新回到发源之地。在这条道路上，有玲珑精美的物品在交换，也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在交流。直到今天，丝绸之路也并没有湮灭于历史长河中，而是以其现代化形式——“一带一路”，重新担任起了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使命。有古语云：知往而鉴今，对我们而言，研究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情况，特别是研究处于丝绸之路黄金地段——甘肃的中外文化交流情况，能够起到借鉴以往的经验而助力一带一路的发展。证明甘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研究甘肃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情况来为“一带一路”的发展提供前有经验，既能促进“一带一路”的发展，也彰显了我国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坚定地走“共同繁荣发展之路”的决心。但要保证能够仔细研究丝绸之路上宝贵文物，促进一带一路的发展，绝不仅仅只是要做好实践调查与资料整合这些工作而已，最为根本、重要的是对丝绸之路上文物的保护。但是对文物的保护也绝不只有将它放在密封的橱柜中不见天日，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对文物的宣传，对文物所表现精神的发扬。真正的保护，不是将其藏在夜中，而是将其置于光下，让所有人都亲眼目睹其身上的熠熠光辉，让它的美和精神在每个人的心中都留下种子，长出嫩芽。

来源：中国校园在线 审发：陈晓红